如何迎战生活垃圾

生活垃圾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沉重包袱。在首都北京，每年产生的垃圾高达2．09亿吨，仅垃圾运费每年就消耗市财政支出的6．8亿元。如果听任其发展，垃圾必将为城市的发展造成巨大危害！

目前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最主要方式是卫生填埋，约占全部处理量的80％；其次是高温堆肥，接近20％；焚烧处理还很少。这三种方法均各有利弊。

卫生填埋，具有投资小、见效快、处理量大的特点。90年代在北京建立四个垃圾填埋厂，垃圾处理率一下子由2％提高到60％。

但是，我国大多数填埋厂非常简陋，垃圾处理根本达不到环保的要求。全国环卫协会专家施阳认为，在我国，虽然60％的垃圾得到处理，但是真正得到无害化处理的只有13％。填埋面前依然横亘着三大难题：永久性占用大量土地、沼气对大气的污染以及对地下水造成污染。

高温堆肥是将垃圾转化为肥料，提供给农民使用。这是一个处理垃圾的好办法，但由于没有实施垃圾分类处理，垃圾中的杂质很多，堆肥的有机含量不高，农民不愿意使用。北京有一个堆肥处理厂，每生产1吨堆肥需要100元，但只卖10元1吨，销量依然不佳。

焚烧处理垃圾具有占地面积小（可以将垃圾体积缩小到50％—95％）、无害化处理最彻底、热能可以发电等优点，但它投资大，运行费用高，只适用于有机物。

很多人认为生活垃圾就是生活中没有用的东西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法国的一位哲人说，垃圾是摆错了位置的财富。

垃圾里面究竟有什么宝贝呢？有废纸、塑料、金属、堆肥垃圾（主要是落叶杂草和残剩食物、瓜果皮核等厨房垃圾）。

如果动员全民参与垃圾分类，能减少垃圾的产生、大量回收垃圾中的有用资源，节省垃圾处理的费用，是一件一举三得的事。有这样两个事实，令人震惊：一是避免产生1吨垃圾和治理1吨垃圾所需经费之比是：1∶10；回收1吨废纸可以变成800公斤再生纸，相当于少砍伐17棵大树。

固体废弃物混在一起就是垃圾，而把它们分开就是资源。有关专家认为，对垃圾进行分类利用，应从废弃物产生的初始环节入手，这是问题的关键，也是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法。

在许多西方国家，垃圾分类回收，既是一种行为和习惯，又是一种经济体系。奥地利规定，废物回收率要达到80％。法国规定，要回收75％的包装物，只有那些不能再处理的废物才填埋。瑞典规定，生产者对其产品和包装物形成的废物有回收的责任。美国有一个叫诺尔的小城，在1987年将回收定为法规，有力的促进了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，1996年已发展出80多家回收公司，这些企业成为这个城市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。

近年来，我国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小范围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验，提倡垃圾分类袋装，定时定点投放。建设部今年6月选择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杭州、厦门、深圳、桂林8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，以期待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。

据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杨鲁豫透露，12月中旬，建设部还将在北京召开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研讨会，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，并逐步分级和扩大分类收集试点范围。有关分类收集的一些标准，如分类标识、分类方法等也将在近期着手起草和制定。

70年代以前，我国的收购业很广，中药店收购橘子皮、骨头、头发、鸡毛、鸡鸭胗，百货商店收购牙膏皮、废电池、废灯泡。大家都很习惯买新的拿旧的换，买一瓶醋也要拿用旧醋瓶抵去1角钱。居民区的周围，有很方便的废品回收站，还有人骑自行车走村串巷上门收购废品。那时候，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不让自己的东西变成垃圾，也不轻易丢掉东西。

可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收购业萎缩了，人们也“大方”了，旧的、坏的一扔了事，甚至很多可以重复利用的也被“慷慨”抛弃。以北京市为例，常住人口超过600万，按每人每天只买一种菜、用一个塑料袋估算，一天就有600万个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进入家庭，然后进入垃圾通道。

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高工胡秀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我国一个环保专家到丹麦访问，有感于丹麦人的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意识和做法。丹麦人告诉他丹麦垃圾源头分类做法源于中国的勤俭持家。丹麦人反问，中国人现在还这样做吗？专家回答已经很少了。丹麦人又问，为什么？专家说可能是生活富裕的缘故吧。丹麦人再问，丹麦的人均国民收入是5万美元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多少？专家无言以对。

实现垃圾分类收集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观念问题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认为推动垃圾分类收集，必须要让回收成为法规。

根据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生活垃圾的回收费应该由垃圾的制造者——城市居民来负担，以解决垃圾分类和回收费用的问题。垃圾产量越大，所付费用越高。

目前北京已在一些地区征收垃圾费，每户每月3元，北京共有200万户，如全面推广的话，1年可收取7200万元。如果将生活垃圾收费措施在全国推广，按全国城市人口2亿、人均年收费为12元算，每年可筹集资金24亿元。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必将大大缓解垃圾问题带来的经济压力。

廖晓义还认为应该制定明确的回收责任和监督惩罚。今年6月，北京市环保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发布通告，凡在本市生产、经销一次性塑料餐盒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负责回收利用废弃餐盒，也可委托其他单位回收利用。中国的环卫部门应该拥有惩罚权，在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，设立环保警察。在纽约，如果谁家不在指定地点分类放置垃圾，一次罚款25美元，二次50美元，三次就是100美元。